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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了一夜，一开始压根是自己无聊，后来碰上居仔，便放纵着胡扯到天亮。
网络的好处是方便和很多地方，不同气质的人说上话。
我喜欢听北方人讲话，也喜欢跟北方人说话。总觉得很爽气，很有意思。
好比和居仔聊天，开口就朝着非黑既黄这等浓墨重彩的无赖气氛奔去。（居仔：你是讽刺朕还是污蔑朕= =）
我是说肆无忌惮的说些有的没的挺好的。即使是放弃了复习和休息的时间而充满罪恶感。
可我知道自己差不多也到了要这么疯魔一下的时候。
中途有想过问居仔要不要睡，但终究任性的把话题讲下去。
哎呀～居仔其实人家现在也还是你的饭，哦～XD
想抽烟想得不得了，实在是环境不允许，翻出相册里好久没管的烟盒图对着流口水。
真TM好看啊。
虽然我知道抽了两口肯定又厌了，但就是想要那两口啊。。。。
精神集中不了的时候尤其想。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意思。
后来早上一气泡了三袋咖啡。也不知是要安慰什么心理。
但其实这都抵不上读几页书。
介绍民国文人的贴子存在手机里，早上翻出来看。新章刚好是沈从文。
我又看得要哭。
我跟居仔说我一直是输家，因为不是真心都会BLX，要是真心了，那心都要没了。
沈从文的文章未必是我最喜欢的，对这个人却是向往。
其实说起来，那个时候有几个人是我不向往的呢。
『问苍天，几时恩准百花齐放，时也势也
教名士，今朝枉担青楼薄幸，命鄢运鄢是真名士自风流。千载而下，先秦晚清而已』
这留言深得我心。
只斟酌最后一句，觉得没算上魏晋有失偏颇。后来又想，大概魏晋太狂。
凡事终须有界限，沈从文就很好。雅俗共赏，张弛有度。包括怯场和妙语，义气和爱情，骨气和泪水，宠辱不惊和精神崩溃。
很复杂，很真实，而很亲切。
解放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举家艰难。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
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作家汪曾祺曾经亲眼看见过沈从文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大学教授当讲解员，沈先生自己不觉有什么‘丢份’，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凄然”。对于这段经历，沈从文说：“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1969年冬天，沈从文要下放了，一个人在家里整理东西，屋子里乱得无处下脚。张允和（注：从文妻姐）来看他，要走的时候，沈从文叫住了她：“莫走，二姐，你看！”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皱皱巴巴的信，“这是三姐（注：既张兆和，从文妻）给我的第一封信。”接着就吸溜吸溜哭了起来，快70岁的老头哭的像一个小孩子。
晚年，沈从文在家乡听古调犹存的弋阳腔傩戏，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沈从文激动地说：“这是楚声，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了。”
沈从文的墓碑背面是先生姨姐张允和撰联并书，联曰：“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用XQ的话说，时代造就的不是大师，是寂寞。
中午浑浑噩噩的往家走，熬夜和咖啡的结果有点类似灵魂半出窍。回想那些文字，捏着鼻子眨着眼，酸。但心里一个念头又是很清明的。
还是得再读些书。
不单是说考研什么的。当然也是有生计上的考虑，但我想最终是为了知道该怎么活着，并始终获取这样活着的信念和支持。
我呢，其实始终想要把日子过得简单。始终有一些幼稚天真的想法，还不能放下。
想要试着那样活下去，除此之外再无可取之处，是这样唯一的，可以不带愧色面对生活的地方。
是为了维持这样的骄傲，或者说严重点，是为了活着才要读书，为了在纠缠于死角时打开一扇窗。
文革中，沈从文和黄永玉这对受到批斗的叔侄二人在路上相遇，沈从文看到黄，装着没看到，擦身而过的瞬间，沈从文头都不歪地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要从容啊。怎一番意味深长。
到了这个年纪当然也明白适当的示弱是一种深刻的哲理。『请更加软弱更加软弱的活下去』，时常会想起这句歌词。
但那样的一点骄傲都不能坚持的话，死其实真的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对自己抱持着那样的期望，就是对生活抱持着希望。然后可以继续下去。
我心下一直有打算，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就去看山看水。
命中不是没有贵人，不是说一朝一夕便令飞黄腾达，而是说遇到了真是太好了。
但终有一天，或者只是那要命的一刻，不能依靠。
这个时候，我想要去看山水森林，大海落霞。
『糅合生命千样好。绚烂如电 虚幻如雾 哀愁和仰慕。』
如果看了这样好的东西，还是不能继续的话，便也没有更多遗憾了。
沈从文说，眼光看远一点，还说，充满了爱去对待一切。
从以前觉得去看的一刻就是寻死，到现在去看的那刻是为了要活，这是松了口气的长进。
并不是积极或消极的改变，而是说，试着放过自己，能有这样的想法，大抵是个机会。
毕竟我也始终知道，随遇而安山穷云起，才是真正强大潇洒的生命态度。
一直想着回家的事，兵荒马乱时不失为一种抽身的方法。
想要回家好好坐一坐冷板凳，收敛焦躁嗔痴，读几页书。
比起复习备考，修身养性的目的更强烈。
五六十年代时沈从文所受的折磨一波连着一波，以至忧郁过度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病中的沈从文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
我要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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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看不上一X专制 - [铅字癖]
2009-08-01
转引一篇通讯。是之前提过的那个国民时的大文人的贴子里转的，原载南方周末。我实在忍不住做了二道贩子。
因为它让我泪流满面。
今天深圳酷暑，天却灰霾，傍晚时分不见夕阳，却是一整片诡异的红色的天。
像鲁迅先生说的，淡淡的血痕。
但我实在怀疑当下的中国还有没有敢于直视它们的勇士。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信奉人道主义。
并且终此一生，不齿厌恶专制。尤其觉得如果政权落到了愚蠢的人手里，那么大家都可以去追随叔本华了。
林毓生先生在讲座上说，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政治应该是公共事务。而“以天下之大公满足一己之大私”，根本算不上政治。
所以我根本不相信所谓克里斯玛型的政治或者社会。
一朝天子一朝臣，朝秦暮楚还想奔向什么最高理想统一目标？
中国这么多年了还不说明问题吗。
曾经有人鄙视秦皇汉武是文盲，嘲笑唐宗宋祖没气质，一代天骄只是个高级猎户。
说得好像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井底之蛙就真能风流人物了。
看今朝看得好，活活看残一个国看死一代人。
还不算恶果到底会延续到几代。
你以为把二十四史翻烂了就知道啥叫民主法制了？
你根本就不想知道什么叫民主法制吧。
而井底之蛙的后人们根本就直接进化到掩耳盗铃的高度了。
怎么能赖我时时想起叔本华先生。
就连想当年现如今的《南方周末》，都是一个绝妙但苦涩的注脚。
转贴一篇南方周末的报道，文章尽管讲的只是法律，但可以想见在人文社科的许多方面，时代在发展，学术以及思想却在大退步。作者：民国文林 回复日期：2008-12-16 18:10:51
被遗忘３０年的法律精英
□本报记者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
一本词典引出一群老人
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
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
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然而，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1949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法学院》，第293页，康雅信著）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他们的晚年
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
周木丹，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282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
周木丹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钱家当。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过20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木丹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现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12元钱买的。90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
面对另一位1944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
也许，1930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1957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
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
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49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
被改变的命运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
盛振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著有《证据法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处在甘肃劳改10年，后因宋庆龄说情，6年后才被释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81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1952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1980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最后他没要。
俞伟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他埋头治学，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斗，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1980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1979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1999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当了30年的中学教师。
“他们是无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著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他今年81岁了，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
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
图片说明：
图片上排从左至右：倪征日奥周木丹卢峻王各扬蔡晋许之森卢绳祖徐开墅
下排从左至右：王毓骅潘汉典俞伟奕郭念祖陈忠诚周承文高文彬
补充日期: 2003-01-17 09:38:38
他们被忽视的代价
南方周末 2003-01-09 15:42:23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但这些东吴遗老平均年龄已逾70。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30年后，我国在这方面后继乏人。今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先生深为忧虑。
“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1993年，薛波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某天在查资料时，他和同学突然发现：国内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英美法词典》。
这实际上击中了一个要害：我国当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与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大法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说，“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目前，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正因中国没有英美法词典，我们误译了很多东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完备权威的英汉法律词典的重要性：Asylum———政治庇护权———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却被我们译成居留权，而且写进宪法，一错30年，从1954年－1975年－1978年最后到1982年，三次修宪，错译均没有被发现。到1985年修宪时才得以改正。
据介绍，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是用两种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而在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词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
1990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件事，国内某银行给美国方面开了十几张汇票，因具名问题，美方最多可以领取100亿美金。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国律师在哪里？最后，高宗泽律师（时任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临危出征，最终不辱使命，为中方挽回了损失。但办案经费也高达人民币九位数。
薛波们的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词典该怎么编？谁也没经验，就摸着石头过河。最初，在中国政法大学某间宿舍内，从早上8时到深夜，几十名年轻的法学者奋战了两年，一些初步成果，终于辛辛苦苦做了出来，但拿给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学养的前辈学者们一看———几乎都过不了关。
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在把英美法教育传统人为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法律文化的血脉，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一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前辈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适的审稿人找到了！
严谨和精神的力量
5年过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拜望老人们的情景：在卢峻先生那间小屋中，卢先生颤巍巍地坐起来，斜靠在破旧的藤椅上，薛波说：“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老人的听力已严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边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地听着，浑浊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我答应你。”
在华东一带，薛波共找到了14位老者参与《英美法词典》的编辑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许之森（1930年代上海律师工会监事，解放后一直以中学教师为业）、蒋一平（1979年前为新华书店店员，1980年代后成为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主任）……
审稿老人的平均年龄为84岁，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奉献。
老人们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投入了工作。一个例子被薛波们引作范例：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UnitedStatesofAmericaLaw（美国法），卢绳祖先生就为其写下了2000多字、长达6页纸的注释。结果，近90岁高龄的老人得了脑痉挛，被送进医院。
周木丹先生的手高度颤抖，已无法将字写清。他便委托80多岁的夫人———1930年代的经济学学士，将改正后的稿件一一誊抄。
为了校订一个词条，卢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请到家里商榷，当着薛波的面，两位老人竟然激烈地争执起来。
王毓骅先生目力已衰，必须借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没有阳台，每次看稿，都必须往8里外的女儿家。
而潘汉典先生在手术前的48小时，仍挂着尿袋审稿。
是什么使得这些耄耋老者不计功利地投入到这项事业？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词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罢，都已是“寂寥身后事”，即使可能会有的现世声名，也与他们无干。
“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
潘先生母亲在抗战中家破人亡，去世时，留给了他两句话：“你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仗义执言，无愧于你父母的中国人。”
潘先生以促进我国法学和法制建设现代化为目的，致力于介绍当代外国法学，投身英美法词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说：“其他，我没什么好说的。”
几乎没人要求署名
留给薛波的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他多次向记者提起老人们在上海第一次开会的情景，那是1997年，十几个东吴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个小会议室里，5月的上海已经很热了，会议室没空调，房间闷得要命，老人们却讨论得很热烈。会后，薛波要找一家好点的饭馆吃饭，老人们死活不答应，“很好了，很好了”，每个人都这么说，最后进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饭，10块钱，老人们却吃得很香。
几乎没有人要求署名，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一定会是一项青史留名的事业，“千万不要署名，我年轻时就这样。”潘汉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卢峻先生时，卢先生拉着两人的手多次叮嘱，不仅如此，就连600元审稿费卢先生都捐给了编辑部。
他们铭记着东吴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谁来承认他们的价值
在近30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几乎每位老人的心灵都受到深深的伤害。
除了宝贵的时光，被剥夺的，还有他们的才华和智慧。学者以学和思为业，然而他们却被迫停止学习和思考了近30年。薛波曾多次到过每位老人的家，几乎每个老人家里都看不到书，那时是不敢有，现在则是没钱买。审稿时有时为一个词甚至要去开架书店查阅。“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说服了他们，而是他们的生命被埋没太久了，他们已经感到，自己的才学将随着身体的衰退而丧失，他们无法拒绝生命的召唤！”
老人们的奉献，唱响了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们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荣誉、尊严和承认。”薛波说，“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努力工作，是在响应他们内心深处的悸动。”
卢峻先生去世后，在葬礼上，他女儿再三向薛波致谢：“谢谢你们，我父亲一生的价值，通过你们得到了承认！”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晋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兴，他脸上浮现出一种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说话，他看着我的眼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学，奉献于社会，很高兴他的存在对他人有价值。”
可是，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薛波曾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西装革履，面目清秀，一个曾经的翩翩英俊少年。谁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凄凉。
不是所有东吴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请。一位耶鲁大学法学硕士、1941年就拿到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绝：“我一只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这么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难以理解的现象。一位东吴老人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甚至遭受的苦难，全都忘得干干净净，薛波说：“她越平静，越不反省，我越觉得我们的可怜，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一个人彻底转向，把过去生活的所有痕迹都抹掉，一点也不剩下？”
受牵连的除了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
蔡晋先生的四个子女，除了一个在上海，其余都在新疆、贵州等地，具体情况薛波没有问过，可以想象的是，作为“旧法统人员”子女，他们的命运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薛波有次看望一位老先生时，老先生孙女正好在场，她很不高兴，“你们来找我爷爷，要是他累病了，谁来照顾？”“是啊！”薛波也这么想，“来寻求老先生帮助，又没钱给，完了拍屁股走人，真是累病了，我们能干嘛？”
卢峻先生有三个孩子，女儿是音乐学院的教授，退休快10年了，一直伺候父亲，一天都不能离去，“我还是个搞艺术的”，私下里她对薛波委屈地说。薛波想了很久，然后回答说：“您这是在为国家尽责。”眼泪刷一下就流了出来，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
遗憾和担忧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英美法教育一直受到冷落，直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早在1957年，哈佛博士、东吴大学法学院末期院长杨兆龙就在《文汇报》刊文指出：“过分强调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视了它的专门性和科学性；将党外的‘旧法出身’的人士估计得很低，认为他们不可能或者很难改造为对新社会有用的法学人才；不信任党外的法学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们。”
而随着1952年东吴大学被撤销，英美法教育在中国大陆被迫中断了。
让人痛惜的是图书馆，早在1935年底，东吴法学院图书馆已拥有法律类图书达两万多册，被称誉为“远东最佳法学图书馆之一”。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图书也被师生们转移隐藏起来，但在1952年后，该图书馆遭到了破坏。那些图书再也没有完整地收集起来。
到了198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1990年代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审查，就全部由这些东吴遗老完成。他们平均年龄已逾80。
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30年后，我国这方面的人才后继乏人。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以及他的东吴同班同学李浩培先生都有这种顾虑，1984年，倪先生往海牙国际法院就职时年已79岁，1993年，李浩培就职时更达到了88岁高龄，离任时已届91岁。
本报记者吴晨光万静波谢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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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先生有稽康的天真烂漫，确没有稽康的狂傲。金岳霖终生未娶，因为他一生爱恋林徽因。金岳霖和梁思成夫妇交情很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常常是各踞一幢房子的前后进。偶尔不在一地，例如抗战时在昆明、重庆，金岳霖每有休假，总是跑到梁家居住。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据梁思成的续弦林洙说，一次林徽因哭丧着脸对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与梁思成是世交，二人从小一起长大，故对他毫不隐讳，坦诚得如同小妹求兄长指点迷津一般。梁思成自然矛盾痛苦至极，苦思一夜，比较了金岳霖优于自己的地方，他终于告诉妻子：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 金岳霖，祝他们永远幸福。林徽因又原原本本把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得令凡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更 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喜好养鸡，原因是因为林徽因曾送给他几只小鸡。
金先生对林徽因的仰慕，磊落坦荡到众人皆知。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曾坦言：“最爱林徽因的人，其实是金岳霖。”金岳霖曾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写过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是否可以理解为“梁上君子”偷走了我的“林下美人”。
1955年，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异常痛苦，适逢他的一个学生到办公室看他。他的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就嚎啕大哭。他两支胳膊靠在办公桌上。我静静地站在他身边，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静静地做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我又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阵，才伴送他回燕东园。”
金岳霖回忆到林徽因的追悼会时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金岳霖对林徽因的至情深藏于 一生。在1955年4月2日林徽因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以蜇联名题写的挽联格外引人注目：“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九十岁的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唏嘘。
《林徽因传》的作者想请当时已经86高龄的金老给林徽因写一段话，金老思考很久后，缓缓地回答：“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据晚年采访金老的陈宇说，金岳霖看到林徽因的照片时很激动：他接过手，大概以前从未见过，凝视着，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的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他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地对我们说：“给我吧！”陈等答应为他翻拍一张，金老生怕别人忘了，还拱手说：“那好，那好，那我先向你们道个谢！”当拿到照片时，据陈说：他捧着照片，凝视着，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了，喃喃自语：“啊，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神经又兴奋了起来。——天涯，《[国学宗教]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818民国那些大文人》，by民国文林
老子被感动蒙了T口T
所以说柏拉图是搞哲学的！谁说精神恋爱是个P！
事·在·人·为 精·诚·所·至
金老先生请受小的一拜TTOTT
所以说赐老子一个神经病偏执狂竹林七贤唐宋八家吧哦册哪老子其实想嫁周树人
天涯还是有好货的，光是这贴的名字就让老子唏嘘得肠子打结，真TM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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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他如客。
不過更有意思的是魯迅還和豬決鬥過。那是在廈門的時候，那裡相思樹鬱鬱蔥蔥，隨處可見。有一天，魯迅看見一頭豬在啃相思樹的葉子，心下不平。於是就決定和豬決鬥了。恰好被走來的一個同事看到，他笑著問：「哈哈，你怎麼同豬決鬥起來了？」魯迅神祕的說：「老兄，這話不便告訴你。」原來此時魯迅跟許廣平正在兩地相思。
──章衣萍：《憶魯迅》笑啊笑的就唏嘘起来。
但是其实我只是在看散文那一章而且是看到冰心那里啊。
所以说看个文学史都可以眼泪汪汪这是要怎么办啊你是有忧郁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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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三十年》，对概论性的东西总是十分苦手，所以第一章看得万分痛苦，加上文论的最后一章好没意思，左右夹击看得我昏昏欲睡。然而一想到三十年的第二章是鲁迅先生的专题，就巴巴的数着页数惦记着，心里竟有些雀跃和期盼。
那一章是十分好读的，钱理群看来也对先生有着偏爱，行文间竟有很多抒情议论，与普通的课本不尽相似。
比如他会说，因为先生于时代于民族都是超前的，所以身前身后都始终寂寞。
于是那些雀跃里就难免要夹杂些哀凉。
虽然是很感兴趣的篇章，但是整体读完心情却不会好。心里似乎有很多的不满足，又不知所谓，伸手去翻年表，看到1918年那行写着《狂人日记》发表，署名鲁迅。
潮气一下冲了眼睛，酸乏的疼。
世人都唤他鲁迅，唤他先生，唤他文学家，思想家，民族魂。
这么说得多了，竟似他生来就是鲁迅一般，都忘了原来的姓名。
大家有意无意，心怀崇拜或是叵测，都只是记住了这个身份。
可是这个身份太累。
我所不满足或者难过的，大抵是因为这个了。
抛开对巨擎的仰望，站在人与人的角度，我单纯的对他有抑制不住的BLX。
我对着这样好的人，总是痴心妄想着穿越过去见一面，甚至插脚进人家的生活里。
听他聊些闲天，理好稿纸笔墨，煮一盘罗汉豆，烫一壶绍兴黄酒。
单纯的，想为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看一看鲁迅背后，唤作周树人的那个模样。
和秋九见面时，后来去到红薯家里，一起看了先生一张照片。
秋九不乐意看，相上的人矮小瘦弱，打扮和姿势又很随意。想来还是有点心疼的意思。
可是我觉得还是拍得很好的。生活照，穿着朴素的毛背心，夹了烟，稍微侧着头，大约是望着镜头外的什么，缓缓的笑。
那笑是拍得很好的。
眉眼狭长的半弯着，亲切慈祥，安宁睿智。有掩不住的大将之风，却是吹面不寒。
像是把一撮烟草慢慢卷得妥贴，面上带着小小的闲适的愉悦，那样余裕又雍容。
而烟卷最后给了谁，是否点上了火，其实并不重要。
所以他可以在那样的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写《朝花夕拾》。
可他又是那样的挣扎与焦灼，所以要写《野草》。
钱理群的那一章，结尾的最后一句都带着迥异的味道。
『然而鲁迅又一再申明，他并不希望青年读他的《野草》——《野草》只属于他自己。』
这句话是很让人辗转，又放不下的。
在宇宙尽头唱着歌旅行
世界の傷跡を歩いて行く すり減ったブーツで
元気
彼岸
流年
Thank you